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下称“北大人民医院”）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卓有成效，这在业内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不仅如此，该院在远程医疗方面的探索同样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以中心医院为核心的分级分层的远程医疗模式，对大型医院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远程医疗的三种模式

北大人民医院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刘丽红认为，目前国内市场上主流的互联网医疗模式与远程医疗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主要围绕医疗外围做健康服务、流程优化，后者是医疗行为，必须由医疗机构和具有医疗资质的人员参与完成。

北大人民医院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刘丽红

刘丽红介绍，目前国内远程医疗的主要推进模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由政府推进主导。比较典型的有厦门卫计委主导的“厦门模式”，卫计委规信司与湖北省共同推动的湖北省远程医疗平台。

第二种是以医院为核心的分级分层的远程医疗模式，有解放军总医院、郑大一附院、中日友好医院等。

第三种是以第三方运营商为主导的远程医疗服务，包括远程医疗中心和第三方影像服务中心。

北大人民医院的远程医疗属于第二种模式。

“不管是政府主导、医院主导，还是第三方主导，不可否认的是，国内并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有长效运营机制的远程医疗模式。”刘丽红说，不可否认，每一种模式都有自身的价值。

丰富的功能应用

2007年9月，北大人民医院参照国际IDS理念，创建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IDS一般按照区域或医疗中心进行管理，将体系内的各类机构重新部署，，使其能为服务对象提供不同层级的医疗服务，而超出各自功能要求的，则转诊给共同体内其他医疗机构。

刘丽红说：“通过IDS平台形成医疗服务之间的交互以及医疗资源的共享，从而使各级医疗机构都能回归各自的本能：中心医院着重于疑难重症的医疗，区属医院着重于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着重于六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她对北大人民医院远程医疗模式的主要特点进行了介绍。

首先，该模式是以中心医院为主导的“X+Y”模式，是医疗机构之间的B2B，不直接面对患者。

其次，该模式充分利用了北大人民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成果，通过区域平台总线引擎，经过数据抽取和标准化的转化，形成相关的服务。

2007年，北大人民医院建立远程医疗中心，当时的共同体单位只有两家，8年后的今天，已经有430余家协作单位，并以每周一两家的速度增长。协作单位分布在新疆、青海、云南、四川、山东等19个省、自治区，2015年北大人民医院共同体已走出国界，与老挝的南塔省建立了协作关系。。

该远程医疗平台有丰富的功能应用。

预约转诊。符合转诊标准的患者，可以通过该平台预约上级医院未来两周的门诊，包括普通号、专家号和特需号。对于是否需要转诊，北大人民医院共同体制订了非常严格的转诊标准。

预约检查。这是上述预约挂号的增值服务，有些检查不能当天行检，需要预约。“如果通过远程医疗平台帮患者预约到血液科专家号的同时，再把骨穿检查进行预约，就可以减少患者的等待时间。”

IDS个人健康档案管理。北大人民医院所有的结果性医疗数据都集中存储在临床数据中心（CDR）里，通过CDR，远程医疗平台可以抽取共同体转诊过来的患者信息，并将这些患者在医院的电子诊疗信息推送给下属医疗机构，转诊医生可以通过平台及时看到所转患者的就诊记录等信息，患者结束在北京的治疗回到本地后，当地医生可以很好地对其进行追踪、随访和后续治疗。

远程病例讨论。在北大人民医院的远程病例讨论中心，每周都会有某领域的专家主持病例讨论，医生在线答疑，有20到30家医疗机构参加。这对于云南、新疆等偏远地区的医生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从2007年至今，远程医疗中心举办讲课516次，超过63000人次的医务人员接受了培训。“相当于每一个工作日都有超过30名医务工作者通过我们的远程平台得到了教育，再次验证了远程医疗的确可以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的理念。”

可穿戴设备将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建立远程医疗长效运营的机制，刘丽红给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国家医疗行政部门要出台配套的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行业的规范和标准。其次，逐步解决费用支付的问题，“这个是重中之重”。第三，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患者的隐私保护等问题予以规范。

刘丽红认为，医疗级的可穿戴设备将在未来的远程医疗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医院来说，患者院前和院后数据的采集非常重要，而医用级可穿戴设备在这方面将大有作为。例如术后癌痛的患者的疼痛评估、心脏支架PCI术后患者的持续监测、急性白血病患儿体温的持续监测等，，都可以通过可穿戴设备和远程的方式解决。

目前，北大人民医院正在进行专科基于可穿戴设备的临床研究，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例如泌尿科ED功能障碍研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研究等。“如果将这些成果应用于远程医疗的个人健康档案，将是非常好的应用场景。”刘丽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