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工程专家风采

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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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3-11-26 04:34

责任编辑: 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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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九年多来审议的书稿。本报记者 王斯敏摄

韦建桦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写下了17页审议意见提纲。 本报记者 王斯敏摄

　　11月10日晚5点，北京鸿府大厦。讨论持续一整天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修订版审议会接近尾声。二十多位学者仍围坐桌前，医生在线答疑，积极地提出补充意见。

　　这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举行的第101次教材审议会。

　　审议稿次次不同，课题组常有轮替，审议者却始终是同一批人――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他们当中，多有年逾八旬的老者，也有年近花甲的“少壮派”，却都是学养深厚、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召开上百次审议会，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34种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骨干教材，其他100多种重点教材编写取得重要进展，推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九年多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就卓著，咨询委员们也与工程相伴相随，成为每项成果问世前最严格的“把关人”。

　　因为他们，这项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更加稳固坚实；因为工程，他们的信仰之灯与学术之炬燃烧得更加明亮炽烈！

　　“老牛拉车，比不上骏马快，但只要人民需要，还是会努力往前走”

　　92岁高龄的江流从书房走出，房门两侧的五大摞书稿衬得他越发清瘦矍铄。

　　每摞都有半人高，堆放得整整齐齐。“全是工程相关的送审稿、资料，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他指给记者看。

　　2004年，已至杖朝之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江流成为工程首批咨询委员，自此，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忙碌开始了。

　　工程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凝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从教材提纲拟定到书稿撰写，咨询委员需要一次次仔细审议、提出意见。

　　九年多来，除去几次生病卧床，江流总会准时出现在审议会现场。白内障、黄斑病变令他读写困难，听力也逐年减退，然而，他总是戴着助听器、老花镜，在会场一坐一整天，带来精心准备的发言，还凝神细听，时不时参与讨论。医生要求他少用眼、多休息，但他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

　　和江流一样，82岁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也全身心扑到了工程中。

　　担任咨询委员那年，他刚离休，还承担着全国党建研究会的大量工作，加之要照料瘫痪在床的老伴，难免疲倦。然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加班加点。审稿任务重时，他每天伏案八九个小时，甚至彻夜不眠。好多次，审读至忘我之境，连续几个小时不曾挪动，待事毕猛一起身，常年劳损的腰椎立时痛得钻心。

　　即便这样，他仍觉幸福：“这说明我的人生还有价值。老牛拉车，比不上骏马快，但只要人民需要，还是会努力往前走。”

　　“像我这样非科班出身的教员，节假日是没有资格休息的；十二点之前是没有资格睡觉的。”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的这句话曾激励过很多人，今天，年届八十的他依然这样要求自己，似乎遗忘了曾威胁生命的病魔。

　　1991年，侯树栋积劳成疾患上结肠癌。手术后，他战胜多次化疗的摧残，并成为首批咨询委员中唯一一位来自军队的学者。

　　生死关头的思考与体悟，令他更加珍惜这份职责。

　　字斟句酌，日以继夜。视力降到了0.02，失眠症也日益加重。2004年，侯树栋突发心脏病，做了心脏支架手术。躺在病床上，他仍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地审校书稿。家人劝他休息，他却说：“这是在延续我的理论生命。”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苏星，两位老人已经离开人世，而许多人清楚地记得，即使病重住院时，他们还牵挂着工程进度，苏星在病床上与课题组几番长谈，龚育之则抱病审读了30多万字的书稿，并写下工工整整的书面意见，请人送到审议会现场。

　　老学者们的忘我付出让后辈感触深切，而令老一辈欣慰的，则是“年轻人”们的黾勉同心。

　　66岁的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逄锦聚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2008年，他和其他五位学者一起被增补入咨询委员会。作为唯一一位京外委员，还肩负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两本教材的编写重任和教学任务，他过起了“两地跑、连轴转”的日子。

　　每逢审议会召开，他常常是一大早五点便从天津动身，两个多小时后赶到会场参加审议。一天会议结束，顾不得休息，又匆匆返回，到家时往往已近深夜。

　　和他一样忙碌着的，还有中央编译局原局长韦建桦、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原院长顾海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等一批“四零后”“五零后”。他们或担任行政职务，或正值科研黄金期，却都甘愿放下其他，牺牲假日，把咨询工作视为重中之重。

　　“党中央把审议工程文稿的任务交给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本着对党负责、对事业负责、对中国未来负责的强烈责任意识，他们不负重托，不辱使命，认真工作。”委员们的表现，令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深感自豪。

　　“为工程把好两道关卡――学术关和政治关”

　　翻开江流案头的几本教材送审稿，几乎每页都用红蓝两色笔做了标记，还夹着很多纸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蝇头小字。这是江流边读边记形成的修改意见，也是他在审议会上的发言提纲。可以想见，老人是怎样精研深思，并在多方查实后形成建议的。

　　“审议意见要有理有据，要充实，争取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咨询委员、中国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汝信经常这样说。

　　韦建桦所恪守的，正是这种“言必有据、言之成理、信而有征”的原则。多年来，他始终以撰写学术文章的严谨态度对待每一次审议。工程组织编写的教材，每一部都涉及对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的理解、对经典著作理论要义的诠释，其中还有大量引文与注释。结合自己的长期研究，他在这些方面可谓“穷原竟委、剖析毫厘”。凡是涉及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史实，他总要反复核查，杜绝硬伤；根据原著的背景、语境和内涵，他详细指出阐释和引证中存在的偏差，务求确凿无误；为准确反映引文要旨与出处，他逐条核对，指出应当采用的可靠版本，并注明原文和译文在某卷某页某行；为弄清经典作家手稿和笔记中的问题，他查考各种外文版本，并多次通过邮件请教柏林和莫斯科的专家，努力做到对历史负责、对原著负责、对读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