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急救中心门前，一辆红白相间的120急救车紧急制动。从车里被抱下来的是一个3岁女童，高烧伴着腹泻。她被送到急救中心的内科抢救室，迎上来的是女大夫廖琨，迅速做诊断、开药方、制定治疗方案。

　　此时是下午1点半，这是廖琨大夫今天负责的第26个患者。从救护车停车到孩子确诊，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还好，孩子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情况也不复杂。如果是危重病人，需要立刻抢救，判断的时间就得按秒计算了。”

　　40岁的廖琨大夫是儿童医院急诊团队的普通一员，这个只有20多人的团队全年无休，每天三班倒。高峰时，急诊科一天的接诊量超过1000人，大多数情况有五六百人。这是儿童医院节奏最快的科室，也是最先面对危重病患的科室。

　　呼吸机前的

　　“一二四家庭”

　　廖琨大夫这天值的是白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

　　7点半还没到，她就已经到岗了，首先要做的是和夜班大夫交班。急诊科的病患每日更新，有的送来抢救完了需要观察；有的还需进一步治疗，就转到其他科室。所以，交接班需要详细了解病情。

　　标准流程是，夜班大夫和白班大夫一起拿着病历，一个病床一个病床地交流病情，很多时候，主任级别的老大夫也会参与进来。夜班大夫拿着病历：“这个叫刘然(化名)，14个月，是昨天晚上送来的，发烧、抽搐，现在情况基本稳定。”廖琨就在一边记录，同时观察病患的体征。

　　走一圈下来，大约30个病患需要一个多小时。到9点多钟，夜班大夫才能正式下班，廖琨也开始她白班的工作。

　　接下来要做的是在每个患者的病历本上补充当天的最新治疗方案，做什么化验、用什么药、还需要什么检查、再联系哪些科室配合治疗，事无巨细，密密麻麻地写在病历上，同时还要录入电脑。

　　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因为总被患者家属打断。有的家长问，拍完片子是不是可以就出院，第二天再来拿结果。有的催，什么时候能转到住院部。有的过来通报，孩子又腹泻了。这边还没一一解释完，那边从抢救室传来家长的喊声：“大夫，孩子不舒服，麻烦您过来看看！”

　　廖琨立刻暂时扔下手里其他不太紧急的工作，跑到病床前。这是个16岁的女孩，佩戴着氧气面罩、连接着生命体征监测仪，表情有些痛苦。廖琨仔细查看了病历和仪器数据，没有太多异常。原来，家长只是觉得孩子输液痛苦，希望改成服药。廖医生将方案从一天输液两次改成一次，外加服药。廖医生最后一次跟家长陈述孩子的病情，“今天早上孩子血压正常，但是病初容易发热和血压下降，病情容易反复。如果有情况，随时来医院。家里可以备一个血压计随时监测。”

　　抢救室的墙上不止一块提示牌写着，“请就诊时只有一位家长陪同”，“病床旁留一位家属陪床”。但是“一二四家庭”才是实际的标准配置。急诊科副主任高恒淼说：“一个孩子两位父母四位老人，病床边六双眼睛盯着一个孩子。儿科急诊大夫，压力特别大，随时有可能好几个家长过来找你。”

　　儿童永远有想不到的意外

　　接近中午11点，廖琨终于把所负责区域所有30个病床全部巡视完，也更新完了病历，但她远没到可以吃饭的时间。急诊的特点就是，随时会有意外发生，而儿童的意外永远无法预料。

　　“大夫，您给我孩子看看，他刚才说嘴里辣，我问他，他说是把电池咬破了，吃了电池液，我在网上看，电池液好像还挺危险的……”一个年轻的妈妈带来三岁的儿子小田。

　　“来，孩子，张嘴看看。现在还辣不辣？说实话啊，辣不辣？”

　　“嗯……辣”，小田藏到妈妈身后。

　　“现在看口腔里没什么问题，去验血吧。”

　　刚送走小田，廖琨又迎来一个小女孩小美。小美不小心打破了温度计，当妈妈正打算严厉批评的时候，小美害怕地躲开，同时下意识地把沾着水银的手指伸到了嘴里。

　　“这个，拍片子，再过来看一下吧。”

　　这是儿童急诊经常遇到的意外状况，在廖琨看来，倒已经习以为常。

　　“孩子，你根本没法琢磨，什么东西都可能吞了，我们大人根本不会往嘴里放的东西，他们都有可能放进嘴里。”笔帽、药片、钢丝……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对儿童造成生命危险。廖琨说，不起眼的果冻已经夺走了很多幼小的生命。

　　“电池液里有腐蚀性物质，温度计里有水银，笔帽、药片容易呛到气管。我们曾经还遇到一个病例，孩子初步检查判断是得了主动脉夹层瘤，但是这一般极少发生在儿童身上。进一步检查发现，孩子吞进去一根洗碗用钢丝球上的钢丝，看上去像瘤。钢丝已经穿破食道，到了主动脉，主动脉如果破了就有生命危险。当时立刻进行了心外手术，才抢救过来。”

　　在廖琨17年的从医经历中，遇到过从父母怀里摔到地面颅内出血的，也遇到过从七楼摔下只是轻微擦伤的病例。“你问我有什么意外情况，其实每天都是意外情况。”

　　抢十几秒挽救一个生命

　　下午1点半救护车送来的这第26个患者，是廖琨这一天最紧急的治疗。忙完了，她才有空跟同事轮换着吃点午饭。

　　如果遇到危重病患，廖琨就成了一个全能战士。一般情况下，急救车送来的病患，必须先在分诊台由护士进行分诊。但当病患是儿童时，分诊就形同虚设。高恒淼主任既无奈也理解：“家长很容易激动，必须第一面就见到医生。怎么说呢，我们也理解。不过直接见医生有利有弊，有利的是真正危重的病人立刻就能得到抢救，不利的是有些并不危重的病人占据了医疗资源。”

　　急诊科将抢救进行了分级，用红、黄、绿分别代表病患的危重程度。第一级的红区代表濒危病患——生命体征不稳定，必须立刻进行抢救治疗。现在，即便按照标准的分诊程序，在最紧急的情况下，危重病患从下救护车到红色抢救区，也只需要十几秒时间。

　　“大夫们很清楚，抢这十几秒，很可能就能抢救一个生命。”廖琨说。

　　抢救之后，病患会按照病情被送到不同科室或者继续留在抢救室观察。观察的结果并不一定都是乐观的。

　　1岁的小晨躺在抢救室里已经有几天了，他为遏制恶性肿瘤而进行化疗。肿瘤虽然已经切除，但代价是严重的肾衰竭。“肾衰竭已经到了五期，很难了。”小晨的家人从今年1月开始为孩子的病奔忙，奶奶追问，这会不会对孩子的未来有影响。廖琨一时语塞，还是决定实话实说：“他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是个问题。”小晨的父亲对此稍有心理准备，而小晨的母亲则已经红了眼睛。

　　高恒淼主任说：“很多时候，实话实说并没那么容易，面对瞬间崩溃的家长，医生也是一种煎熬。”

　　几乎每名医护都挨过打